超負荷高收費開放仍難營利 體育場館運營困局待破

    北京的大型賽事舉辦數量高居全國第一，給北京留下了寶貴的體育資源。如今，中小型體育場館分散在京城各個城區，觀其現狀，或能一探場館運營之困。

    高收費與超負荷

    在高溫藍色預警頻現的北京城，盡管三伏如虎，但朝陽區的吳先生仍舊選擇到朝陽體育館打羽毛球，“我喜歡打球，基本上每周都來三四次，盡量挑非黃金時段，這樣便宜些。” 據了解，北京市多數羽毛球場館采取分時段計價的手段，最大價格差別達1倍之多。

    來自東城區的范正軍跟朋友一起每周大概來地壇體育館兩次，“現在不是提倡全民健身么，體育館有運營成本應該適當收費，但兩個小時90元的收費感覺還是有些貴了。”

    體育場館的高收費，已成為眾多健身愛好者邁入場館的“攔路虎”。對于這個問題，地壇體育館館長崔國慶也有苦衷：“我們價格的制定是根據場館整個運行的情況，比如工資、設施維護費、能源費等等，支出成本是很高的。”今年地壇體育館想維修場館周邊的路燈，但由于缺錢而只能作罷。據知情人士稱，對于部分體育場館的水電費，國家采取特種行業標準，費用更加高昂。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讓場館不空閑，把時間和設施都充分利用起來。”崔國慶表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地壇體育館每天從早8點開放到晚上10點，日均接待1700人次，每年只關閉6天進行場館、設備的維修和維護。14小時是北京大多數體育場館的運營常態，部分場館甚至擴大到了17小時。

    如此一來，“對場地的損耗是很大的，現在館里大毛病沒有，小毛病不少。”朝陽體育館館長陳景春無奈道，“有些時候，為了節省能源，羽毛球館里夏天都不開空調。但就是這樣，仍舊只能勉強維持。2012年由于事業單位工資改革，館里還負債70多萬元。”

    公益與市場難兼顧

    現在的體育場館可以劃分為商業和公共兩種，前者完全進入市場，一切交予“看不見的手”掌控；后者則是事業單位屬性，劃歸市、區體育局等單位管理，其中，又分為全額撥款、差額撥款、自收自支三種。

    經費不足是場館叫苦的主要原因。今年年初，河南省許昌市體育館被曝私人承包一事即可略窺一斑。這并非個例，全國大部分體育場館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對于歸屬事業單位的體育場館，資金來源一部分為財政撥付，另一部分則通過自主經營獲取。但據了解，前者的撥付情況不容樂觀。

    “我們名義上是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自10多年前，在日常運營中，財政就沒有給過一分錢了。現在完全靠場館自負盈虧。”陳景春說，“和我們情況類似的場館，在北京市有很多。”

    一方面，優惠或免費向公眾開放，是自身公共屬性的要求；另一方面，若對開放不加限制，就會導致虧本乃至負債。開放多了，場館“受不了”；不開放，公眾和政府“不高興”。公共屬性和日常運營的矛盾，導致有些場館“僅挑幾天開放”的不徹底。若不從根本上解決經費問題，場館開放或只能延續如今“不痛不癢”的局面。

    “我們雖屬自收自支，但在人事權、工資權方面，仍舊受到主管體育部門的限制。”崔國慶提到，這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少吃草”的現狀難以為繼。

    急需明確功能定位

    北京體育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林顯鵬認為，導致場館運營困境的最大原因是功能定位不準確。體育場館應該以公共服務為立足點，同時適當地進行商業運作，“但公共服務不等于低價或免費服務，而是建立不同層次的體育鍛煉標準。”對于一部分體育設施，對公眾完全或分時段免費開放。與此同時，“中小型體育場館如果有了更加系統、科學的管理，主動包裝自己的運動項目，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好的經營模式，能夠使閑置的體育場館產生經濟效益。”君澤君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滿華認為，可以通過大型展覽、演出或商業活動將場館空檔期填滿。對于難以獲得經濟收益的場館，可以將場館無償地向社會公眾開放，吸引人流，產生凝聚效應，從而帶動周邊經濟，“算是體育場館另一種形式的貢獻。”

    自2009年始，地壇體育館進行了一項場館免費開放試驗——“快樂周末”。每到周日上午，為周邊居民舉辦保齡球比賽，免費開放保齡球館并發放比賽獎品。2010年時又把活動推廣到羽毛球館，只要周日上午館內沒有團體性活動，每周都會舉辦，廣受周邊居民歡迎。

    “一方面，場館要牢抓以人為本，豐富服務內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健身層次標準，明確不同場館的不同定位，是當務之急。”林顯鵬呼吁，雖然“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已經出臺，但更具體的相關內容仍在爭論之中，國家需要高度重視標準的建立，從根源上解決場館運營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