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00多項國家級以上體育賽事,如果按照市場化法則去運作,其經濟效率和影響力都會得到提升;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建立外部利益內部化的機制
曾經,上海是中國真正意義上體育產業的搖籃。1990年代,虹口體育場便利用場地資源進行市場化探索,1994年非但沒有用政府財政一分錢,反過來還上繳利潤30萬元。一時間,“不吃皇糧交公糧”的虹口體育場成為全國體育產業的模板。
時至今日,虹口周末依然喧囂,上海也增添了諸如F1、網球大師賽、斯諾克大師賽等一系列國際頂級賽事,但對于上海體育產業的發展,我們仍有一些問題要求解。
市場如何進一步開放?
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上海的企業家對于這句話再熟悉不過,近年來它在各種場合被反復提及,也顯示出上海尋求產業結構調整的迫切。
而體育產業正是上海服務業轉型的重要抓手。“我們到處在找轉型的抓手,實際上很有可能就在身邊和眼前。”上海久事公司總經理張惠民表示,利用上海既有的體育資源,更好地進行市場化發展是較為現實的選擇。
有一個數字是,上海2011年舉辦的國家級以上體育賽事達100多項,平均每三天就有一項高水平體育賽事在上海上演,“我相信你聽到這個數字會很驚訝,大家幾乎想不到上海竟然有這么多比賽,就連我這樣的圈內人第一次看到這個數字也有些吃驚。”上海體育學院體育賽事研究中心副主任黃海燕告訴《上海國資》。
這百余場賽事中,絕大多數仍由政府部門主導運營。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產業分會副秘書長劉清早告訴《上海國資》,“包括四年一屆影響力最大的市運會在內,上海的體育賽事鮮有盈利的案例。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讓專業的賽事運營公司去操作。”
“重要的是要培育一個市場化的機制。你提出一個辦賽目標,把各方面的要求講清楚,完全可以讓企業去競標,有了競爭產業才會發展。”張惠民表示,這些賽事按照市場化法則去運作,其經濟效益和影響力都會得到提升,“有些無法盈利,但確實有社會效益的比賽,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其本質是一樣的”。
賽事之外,亦有場館資源。
早在2003年,上海各類體育場館資源數量已經達到14425家,近年來又興建了一批以東方體育中心為代表的國際高水平場館設施。
“市一級、區一級設施有些常年空關,大多數利用率非常低。”業內人士表示,這些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維護費用一年都在千萬元上下,對財政的壓力著實不小。
中國體育場館協會委員陳元欣曾參與北京后奧運時代場館運營課題,他告訴《上海國資》,“北京的體育場館運營確實有一些值得上海借鑒,鳥巢、水立方和國家體育館等均由業主方成立相應的公司來運營,機制相對靈活,市場反應較快,運營效率較高。”
張惠民也認為,上海的場館不能建一個背一個,應當把這些場館交給管理公司來運營,“一些場館一年財政要貼5000萬元,如果市場化運作,由專業團隊運營也許只要3000萬元就夠了,因為專業的團隊能夠把其中的商業價值挖掘出來。”
政策怎樣配套?
2009年,北京國安隊奪得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冠軍;2011年,北京首鋼男籃隊獲得CBA總冠軍。不到3年時間,北京的2大職業體育隊伍先后登上高峰,這些成績亦刺激了市場。北京國安隊主場工人體育場,場均達4.01萬人次,上座率居各賽區之首;首鋼男籃2011年CBA決賽時,臨時將主場改在近2萬人的五棵松奧運場館,依舊一票難求。
“北京兩大職業隊伍的連續奪冠并不是偶然的。”黃海燕告訴《上海國資》,自2007年始,北京市政府決定設立每年5億元的體育產業專項資金,對符合政府重點支持方向的體育產業、體育產品服務項目和企業給予扶持。
而北京國安與北京首鋼就是其中的重點扶持對象,國安每年獲得專項資金1億元,首鋼則是6000萬元,“職業體育的市場需要成績的支撐,而在市場化的大潮下,只有靠前期的投入才能帶來成績的提升”。黃海燕表示。
“這實際上是一種轉移支付。北京在國安身上花的這一億元值不值?你不能光考慮國安能賺多少,你要想每個星期有4萬人會從北京各個方向聚集到一起,這是怎樣的商機。”業內人士表示,體育賽事的舉辦,除了門票、贊助的收入,更多的是帶動相關產業的提升,這部分的收益往往無法體現到運營主體的財務賬目上。政府利用政策杠桿,將一部分企業應得的利益補償返回,才能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亦有專家認為,正是目前缺乏外部利益內部化的機制,不少體育賽事的價值被浪費了。
2002年網球大師杯11月份在上海舉辦,當年12月正逢2010年世博會舉辦權歸屬,賽事主辦方為了營銷宣傳上海,策劃了8位網球大師身著唐裝共游浦江的活動,“外國面孔中國服飾,背后是黃浦江東方明珠電視塔,那張照片給人印象深刻。事后統計表明,幾乎同時舉辦的APEC上海會議在全球的新聞報道量還不及這個活動的一半。”業內人士回憶說。
這實際上是舉辦國際頂級賽事更重要的意義——展示上海,營銷上海。“賽事運營方確實在為城市進行營銷,把它看做一種服務,政府就可以實行購買,為此需要政策配套。”黃海燕表示。
如何規劃布局?
這實際上亦衍生出了上海體育產業的另一個問題,現有的資源分布是否合理。
有專家指出,上海目前的賽事布局比較類似澳大利亞的墨爾本,以國際賽事為龍頭帶動,兩座城市都有F1分站賽;上海有網球大師賽,墨爾本則有澳網,“所不同的是,墨爾本有實力很強的職業隊伍,包括板球、澳洲橄欖、足球等,這樣的布局較為合理”。
實際上,上海是有這個潛力和市場的,關鍵在于怎么去引導開發。”業內人士表示。
除了職業體育領域,還有健身休閑體育。“健身休閑業并不是簡單的健身會所,需要和城市既有的資源稟賦有機結合。”黃海燕表示。據悉,上海正在著手開展體育產業基地及園區的規劃制訂。
實際上,體育產業基地在全國并不是新概念,但“目前大多沒有實質性的體育產業內容,只是先把園區的環境做好。”業內人士告訴《上海國資》。
而對上海來說,體育產業資源已經天然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比如青浦淀山湖周邊,就有不少帆船帆板俱樂部,個別注冊會員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但這里無論是資方還是會員,大多數還是外籍人士,如何擴大其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去規劃引導。”黃海燕表示。
不少區縣亦開始自發行動。崇明已將“積極發展休閑運動產業”納入其十二五發展規劃,2011年開始打造自行車主題公園,規劃面積1850畝,目標人群除了專業運動員,更多的是普通市民。未來崇明的體育產業基地核心項目可能就是自行車,這也是目前國際上十分流行的一種休閑體育項目。“通過具體項目去帶動產業,可能是發展的方向。”黃海燕表示,體育產業最后的實現價值必須和其他產業聯動,體育產業基地的意義更在于為這些相關產業集聚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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