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管理之思辨

     一、兵法管理之起源     兵法管理的思想根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兵家學派，但它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是儒文化，因此兵家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分支。兵家的思想起源是周國時期的呂尚既姜太公，但真正使兵家形成思想體系的卻是戰國時代的孫武，他的傳世佳作《孫子兵法》是許多企業家的案頭必備書。至于以后其它兵家作品都或多或少與《孫子兵法》有淵源，因此企業界如果喜好兵法的企業家他們的思想體系基本都源于這部《孫子兵法》。     兵法管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存在的時間較短，企業管理經驗不長，因此企業家們在管理智慧借鑒上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政治管理工作，加上我國之前的主要形態是國有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與兵法的聯系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企業家之所以喜歡將兵法應用到管理中來，是因為兵法的主要應用群體是軍隊。而在各種形式中，軍隊無疑是最高效的一種組織，偉大而又統一的明確目標，高效的獎懲制度，最大化的資源配置等等。但中國企業家可能還另外一個偏愛，是因為中國有許多企業家以前就是從軍隊出來的，因此無論從個人偏愛或者歷史的淵源都造成了兵法在中國企業界廣泛應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兵法管理之本質     要分析兵法管理的本質，首先要分析兵法管理主要應用的組織形式，就是軍隊與企業之間的本質區別。     軍隊與企業的共同點都是要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最大化利用資源并采取最優戰略去達成一定的目的，因此他們都會涉及到人、財、物、時間、空間等要素，這就需要最佳的戰略思維才能使得這些要素最大化發揮它們的作用。因此從戰略的角度說，軍隊與企業的這一切功能是一樣的。他們都涉及到組織管理的基本功能，如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等過程。但它們之間又有很大的區別。     軍隊和企業存在的本質不一樣     兵法通常都應用在戰爭上，而戰爭只能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兵法的應用前提是維護國家的利益，這是任何一個利益群體的最高利益，因為除了國家之外相信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利益群體來代表某一個族群的利益了，因此有了國家這個最高利益的需要，任何其它群體的利益都需要放在次要的位置，這就是兵法與商道的最大區別。例如為了國家的利益，任何人的生命都可以犧牲，而且這是任何國家都要倡導的精神準則。它的實施基礎是國家的法律。而商道則是主要應用在企業管理上，所以它只能代表某一個小群體的利益，一般都是企業，利益群體的利益有許多高于他們利益的群體，例如行業利益、區域利益、國家利益等等，因此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企業有如此大能耐可以說為了企業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生命也在所不惜。盡管我們中國文化上也有提倡為了團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導向，但它畢竟只是道德的要求，而不是必然的法則。例如西方企業則沒有這個精神的導向，往往在企業利益受到損失，如企業發生失火或者盜竊事件，他們的文化導向是以個人的生命為最高原則，這在表面上說是以人為本，其實是因為往往這些事故發生后有社會保障體系來承擔損失，如果個人因此而發生生命危險，可能企業因此要承擔的損失更大。但在我們國家卻提倡為了企業利益應該奮不顧身，見義勇為的精神導向，但這也僅僅是導向而已，絕對不會因為你沒有在企業失火時沒有去救火而受到法律的懲罰。但如果有那一個人在戰場上不聽指揮，或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輕則判刑，重則處死，這對于中外那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是適用的。     軍隊與企業的激勵約束制度不一樣    軍隊的精神激勵其實是任何組織都無法比擬的，國家的榮譽感，保家衛國的使命感，是任何人從一出生就會被傳導的一種價值觀。愛國主義在任何國家文化都會列入最主要的一種價值觀，因此這種精神的激勵會讓每一個正常人都會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其實這往往也是沒有選擇的，因為在正向激勵的后面還有國家整個體系的保障，因此軍隊的指揮是要求絕對服從，沒有任何異議。     但是兵法應用在企業卻失去這個基礎。盡管我們提倡企業要進行文化管理，但事實上又有多少企業家能夠有這么高的思想覺悟呢？功利性是企業存在的必要基礎，因此在企業利益受到損害時，能夠放棄企業短期利益而維護企業長期利益的企業家很少，更不用說是為了社會利益而放棄企業利益了。因此能夠將企業文化的激勵在企業中能夠發揮作用的并不多，同時從我們的企業文化基石模型分析，企業文化最基礎的文化根基是民族文化，就是說企業文化如果沒有與民族文化一致的話，它就會失去存在的土壤，而民族文化對企業的必然要求是將國家利益放在最主要的地位上，盡管通常表述為社會的利益。在約束方面，盡管企業也有許多管理制度，但那只能通過經濟制裁來實現，你要求員工絕對服從是不可能的，最多他就選擇離開企業，因此這種約束制度相比法律而言是弱勢的。

    三、兵法管理之弊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兵法管理也是一樣。我們先看看兵法管理之弊端。     在宏觀思維上，如果企業管理滲透太多的兵法思想，必然使公司在戰略思維上會走向霸權主義。公司戰略的要義，在于圍繞公司愿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在最短時間取得競爭優勢。整合與借勢，是我們給企業做戰略咨詢經常考慮的關鍵戰略思維。天下有沒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答案是肯定沒有！天下所有的資源都是有限性的，都是稀缺性的，這是經濟學的前提。企業要發展，就肯定要面臨資源的有限性問題。企業的財務資源、人力資源、管理資源、技術資源都是有限的，但企業是要不斷發展的，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所以如何最大化企業的資源就是所有公司戰略都必需解決的問題。因此，對于任何一家公司來說，資源是廣義的，既要利用自己的資源，還要充分利用社會的資源，所以說合作、共贏是商道的應然之義。     但在戰爭上，"敵死我活"是必然的結局，"槍桿里出政權"，武力是所有兵法必須具備的要素，因此在假設條件下兵法的終極目標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當前提是錯時，結局肯定是錯的。如果一個企業戰略思維是以"敵死我活"為商場競爭的潛在假設，那我們不難想象，為什么會出現為了賺錢而雇傭黑社會成員傷害競爭對手，為了賺錢可以違背社會道德，這一切皆因為兵法思維的作怪。但，現代商界卻講究商業倫理，這種為賺錢不擇手段的經營思維，結局往往是使企業在受到法律制裁下而走向破產的邊緣。     軍隊的根本目標很明顯，就是采取一切手段達到目的，以消滅敵人為主要手段。但企業卻不是這樣，雖然它也是要通過各種手段達到目的，但共贏卻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什么樣的競爭對手都可能成為合作伙伴甚至通過并購成為一家人。在微觀操作上，我們經常講"商場如戰場"，這是每一個企業家的切身感受，市場競爭的激烈，使得企業經常用戰場來形容，但畢竟商場還是有別于戰場，戰場上的殘酷和商場相比并不可能是同一層次的。例如有些人在對合作伙伴上喜歡采取"霸氣"，一付居高臨下的氣勢，全然不知道雙方在一開始合作上就已經埋上了失敗的伏筆，合作既然是雙方的，就意味著雙向的選擇，如果一方采取所謂的"霸氣"，另一方肯定在心理上感覺雙方合作的不對等。因此，在微觀操作上，以兵法的思維指導行為，很容易陷入權謀的怪圈之中，對任何人都采用敵對的心態，對任何策略行為都急功近利，這與基本商業倫理是背道而馳的。

     四、兵法管理之利     兵法能否應用在管理上？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問題，如何應用才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兵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它能夠流傳下來就因為它有存的價值，它能否應用到企業管理中不應該是我們考慮的題目，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優秀和糟粕部分，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攝取其中適合我們需要精髓。任何偉大的思想都不可能完全跨越時空的限制，以孫子所處時代所考慮的因素和當代社會所考慮的因素絕大部分都已經不同，因此我們如果只是生搬硬套去理解兵法中的各種策略，將它運用到現代軍事上來都不合適，更不用說運用到與戰爭基本不同的市場競爭來，那肯定是大相徑庭。所以，我們要理解和學習的是一種文化或思想后面的哲學思維，從思維上去理解兵法，這才不會掉入具體的某種策略框架之中。     以《孫子兵法》為例，書中所里面透視出的各種哲理思想就可以非常好地運用到企業管理中。如"上下同欲者勝"，它就很好說明一個組織要成功的關鍵在于組織成員必須有共同的愿景，這樣才能夠達到共識。這點在組織管理中是真理，因此它不會因時空的不同而改變。"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而這一個關鍵因素第一個是道，即"道者，令民于上同意，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也。"因此從中延伸出來的如愿景管理、使命牽引和文化管理等內涵都是現代企業管理必備職能。還有象"知彼知己者，百戰不貽。"的思想，在公司戰略中，充分的市場調研是戰略規劃的基礎，如果沒有充分的市場調研制定出來的規劃可能就會導致戰略失敗。盡管戰略往往強調消滅敵人為目的，但《孫子兵法》卻強調"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說，如果說戰爭能夠不出一兵一卒就可取得勝利，這才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公司戰略也是一樣，與競爭對手短兵相接時，如果可以通過談判取得共贏，這對于雙方來說都是皆大歡喜。     例如毛澤東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就是兵法中的經典案例，但我們如果只從字面上去理解這個戰略的話，很容易陷入形式主義中。比如你的產品是一種高端產品，顧客群主要集中在城市，如果斷章取義去理解這種戰略，放棄產品在城市的營銷而將其重點放在農村市場，那結局基本是以失敗告終，這并不意味著你不能采取這種戰略，而是你要掌握這種思維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維方式是"避實擊虛"，所以你應該分析你主要競爭對手在那些城市的銷售是比較弱的，避開他的鋒芒，專門尋找他的實力較弱的城市進行重點營銷，這才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本質。     據說史玉柱在策劃"二次創業"和"三大戰役"(電腦促銷、保健品促銷和藥品促銷)時，成立三大戰役"總指揮部"，下設華北、華南、華中、東北、華東、西南、西北、海南"八大方面軍"，又將下面的30多個獨立分公司改為軍、師建制，各級管理改稱"司令員"或"軍長"、"師長"。其實組織形態叫什么并不是關鍵，而是組織框架是否適合戰略的需要，所以史玉柱如果從戰略需要上去設置他的組織機構，然后套上一個軍隊的組織名稱，這問題并不大，人家叫什么名是個人的自由。我們經常強調，組織結構設置有許多的方式和途徑，但萬變不離其中，組織結構一定要跟著戰略走。有什么樣的戰略就配備什么樣的組織結構。正如行軍打仗，如果你打的是陸地戰，那你就必需配備相應的陸軍和武器，如果你打的是海戰，那就應該配備海軍和軍艦。但從現實情況分析，史玉柱為了學習兵法，將軍事的組織結構生搬硬套到企業管理中，從而使得戰略失控。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史玉柱并不了解兵法，他只不過是學習了兵法的形，卻沒有掌握兵法的神。《孫子兵法》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它說明戰略在于靈活，以奇才能勝。     所以，兵法管理的概念本身并沒有錯，我們可以提倡儒商，既將儒學應用到企業中來，那兵法管理也一樣可以存在，只不過你要學習的是一種文化所透視出來的哲學思想，根據現代管理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適合我們的哲學思維，而不是停留在形式之中。